第339章（2 / 3）
老刘与央金的故事，细说起来，其实也并没有格外引人稀奇的地方。
但老人家的喉头发颤，嗓音沙哑，众人便也不得不屏呼而听。
老刘出生在1960年。
那年，岳老头子尚未结婚，岳国强当然也没有出生。故而在岳一宛看来，这个年份已经遥远得与1690无甚分别。
就这样，在一个平淡无奇的早上，老刘的人生开始了。
老人的话匣子，总是一打开就没完没了，拉拉杂杂，还非得从小时候的各种琐碎事件讲起。向冉听得很认真，但向冉的领导显然已经听得累了，正有一搭没一搭地喝着自己带来的水。
岳一宛看了眼杭帆，他心爱的恋人专注地凝视着桌上的某处，时不时地还用力眨眨眼，稍稍点两下头，像是听得非常入神的样子——只有岳一宛知道，杭帆中午刚吃了一大盘野山菌炒饭，掐指算来，这会儿也该是要开始晕碳的时间。
唇边漏出了一丝微笑，岳一宛勉力克制着自己想要立刻揽住心上人的冲动。
“你们看过《孽债》吗？上海拍的那个电视剧。”
有些突兀地，老刘问他们。
与互联网共同成长的这代人，哪里还会看过这个？即便是在杭帆与岳一宛的少年时代，电视机对他们的吸引力，都已远不如网吧、电脑和手机来得大。
远如隔世的陌生感，令老刘的神色愈发萧索：“我当年下乡，也是来的云南。”
1976年的秋天，年满十六岁的小刘同学，跟着上山下乡的队伍一道，迷迷瞪瞪地坐上了前往云南的火车。
在后来的近二十年里，他曾无数次地、咬牙切齿地想着：如果我晚生一年，只要再晚生一年，我或许就能赶上新政策，就不用下乡了！我怎么就非得、我为什么就不能——！
可是人生没有如果。
在历史进程的拐点上，小刘同学就这么不凑巧地成为了最后一批下乡插队的知青。
那一年，九岁的岳国强正攥着半根树枝，跟着他那位神思飘忽宛如天外游仙般的母亲，磕磕绊绊地念着：“兔，rabbit，而辣别脱。猴，monkey，门克以。”而杭艳玲还只有四岁，是连笤帚都拿不起的年纪。
小刘同学，却哆哆嗦嗦地站在中甸县的某个村子里，慌里慌张地望向周围的那些藏族面孔。
中甸县，也就是后来的香格里拉市，隶属于云南省的迪庆藏族自治州。小刘被分配到这里来插队，却连一句藏语都不会说。
“你们不懂，”在新一代的年轻人面前，老刘抚摸着自己的一双病腿，垂着头说道：“我们那时候，苦啊！刚到村里，每天醒来就是哭，饭也吃不饱，又是拉稀又是吐，是真的苦啊！”
无声的寂静之中，向冉伸出胳膊，轻轻握住了老人的手。
从十六岁到二十岁，整整四年的时间，小刘同学终于学会了藏语的读写。他学会了骑马，伐木，制作酥油，采集石料，但也把曾经学过的函数与英文给忘了个精光。劳动让他变得健壮，也让他没空去想那些命运啊、未来啊之类的词汇。
然而，1980年，上山下乡运动结束。跟随这股热火朝天的返乡浪潮，怀揣着重新进入校园念书的梦想，小刘同学报名参加了高考——和人比数学英语，他自然是不成的。但若是比画画呢？
他自觉有几分搞美术的天分，便东拼西凑了一套画具，兴冲冲地报考了美术专业。
一连考了三年，年年名落孙山。
1983年，他不好意思再伸手找家里要钱，便瞒着父亲与兄长，和几个同乡一道南下，想趁机溜去香港“赚大钱”。
钱没能赚到，小刘和他的几个同乡却反倒因为“投机倒把”与“非法经营”等罪行，被关进去拘了三个月。
出来之后，大哥写信给他，说父亲对他这个不学无术的小儿子非常失望，“以后就权当你是死了，和我们家再无半点干系！”
1985年的春节来得极晚。
失魂落魄地，刘某走在路上，撕得粉碎的信纸如雪花般被风吹去，漫漫地飘散在广州的街头。 ↑返回顶部↑
但老人家的喉头发颤，嗓音沙哑，众人便也不得不屏呼而听。
老刘出生在1960年。
那年，岳老头子尚未结婚，岳国强当然也没有出生。故而在岳一宛看来，这个年份已经遥远得与1690无甚分别。
就这样，在一个平淡无奇的早上，老刘的人生开始了。
老人的话匣子，总是一打开就没完没了，拉拉杂杂，还非得从小时候的各种琐碎事件讲起。向冉听得很认真，但向冉的领导显然已经听得累了，正有一搭没一搭地喝着自己带来的水。
岳一宛看了眼杭帆，他心爱的恋人专注地凝视着桌上的某处，时不时地还用力眨眨眼，稍稍点两下头，像是听得非常入神的样子——只有岳一宛知道，杭帆中午刚吃了一大盘野山菌炒饭，掐指算来，这会儿也该是要开始晕碳的时间。
唇边漏出了一丝微笑，岳一宛勉力克制着自己想要立刻揽住心上人的冲动。
“你们看过《孽债》吗？上海拍的那个电视剧。”
有些突兀地，老刘问他们。
与互联网共同成长的这代人，哪里还会看过这个？即便是在杭帆与岳一宛的少年时代，电视机对他们的吸引力，都已远不如网吧、电脑和手机来得大。
远如隔世的陌生感，令老刘的神色愈发萧索：“我当年下乡，也是来的云南。”
1976年的秋天，年满十六岁的小刘同学，跟着上山下乡的队伍一道，迷迷瞪瞪地坐上了前往云南的火车。
在后来的近二十年里，他曾无数次地、咬牙切齿地想着：如果我晚生一年，只要再晚生一年，我或许就能赶上新政策，就不用下乡了！我怎么就非得、我为什么就不能——！
可是人生没有如果。
在历史进程的拐点上，小刘同学就这么不凑巧地成为了最后一批下乡插队的知青。
那一年，九岁的岳国强正攥着半根树枝，跟着他那位神思飘忽宛如天外游仙般的母亲，磕磕绊绊地念着：“兔，rabbit，而辣别脱。猴，monkey，门克以。”而杭艳玲还只有四岁，是连笤帚都拿不起的年纪。
小刘同学，却哆哆嗦嗦地站在中甸县的某个村子里，慌里慌张地望向周围的那些藏族面孔。
中甸县，也就是后来的香格里拉市，隶属于云南省的迪庆藏族自治州。小刘被分配到这里来插队，却连一句藏语都不会说。
“你们不懂，”在新一代的年轻人面前，老刘抚摸着自己的一双病腿，垂着头说道：“我们那时候，苦啊！刚到村里，每天醒来就是哭，饭也吃不饱，又是拉稀又是吐，是真的苦啊！”
无声的寂静之中，向冉伸出胳膊，轻轻握住了老人的手。
从十六岁到二十岁，整整四年的时间，小刘同学终于学会了藏语的读写。他学会了骑马，伐木，制作酥油，采集石料，但也把曾经学过的函数与英文给忘了个精光。劳动让他变得健壮，也让他没空去想那些命运啊、未来啊之类的词汇。
然而，1980年，上山下乡运动结束。跟随这股热火朝天的返乡浪潮，怀揣着重新进入校园念书的梦想，小刘同学报名参加了高考——和人比数学英语，他自然是不成的。但若是比画画呢？
他自觉有几分搞美术的天分，便东拼西凑了一套画具，兴冲冲地报考了美术专业。
一连考了三年，年年名落孙山。
1983年，他不好意思再伸手找家里要钱，便瞒着父亲与兄长，和几个同乡一道南下，想趁机溜去香港“赚大钱”。
钱没能赚到，小刘和他的几个同乡却反倒因为“投机倒把”与“非法经营”等罪行，被关进去拘了三个月。
出来之后，大哥写信给他，说父亲对他这个不学无术的小儿子非常失望，“以后就权当你是死了，和我们家再无半点干系！”
1985年的春节来得极晚。
失魂落魄地，刘某走在路上，撕得粉碎的信纸如雪花般被风吹去，漫漫地飘散在广州的街头。 ↑返回顶部↑